道问工业设备

“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向全国人民的承诺。他说，要抓紧解决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要以水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实行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加大环保监督和执法力度。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

水成为一个问题，第一次进入政府高层视野是在1994年。治淮专家吴本瑞回忆说，那年7月，淮河上游的河南境内突降暴雨，颍上水库水位急骤上涨超过防洪警戒线，开闸泄洪将积蓄于上游一个冬春的2亿立方米水放了下来。水经过之处河水泛浊，经专家取样检验，证实上游来水水质恶化，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达54天之久，“150万人一下子没水喝了”。这起将“水污染”形象化成“长达70公里的酱黑色污染带”、造成上亿元直接经济损失的淮河污染事故首次触及了政府内心脆弱之处，这种脆弱曾持续数十年被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快感所掩盖。此后，淮河一度成为政府治污决心的表率。国家环保总局曾经宣布了对中国“三江三湖”的一揽子治理计划——“三江”中头一个就是淮河。记者2003年报道淮河水灾时采访过的一名淮委高工曾说:“淮河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集中体现中国治理水污染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我们仍然不具备进行大量环境投资的经济实力。治污成本之高昂，美国开始大规模治理环境污染时，人均GNP已达到11000美元，日本4000美元，而我们不过300美元。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进一步发展，解决广大人民的富裕问题，无法摆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诱惑。”

“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在想办法，也一直在追加治理污染的资金投入。”吴本瑞说，但27万平方公里内生活着1.3亿人口的淮河水系沿线，恰恰又是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中部地区。处于淮河上游的河南驻马店泌阳市的一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从80年代开始，这个地区外出打工人员有180多万人次，在陆续返乡的打工者里每年至少有3至5万人具备创办小厂的能力。这些后来给淮河严重污染带来致命影响的印刷业、造纸业、化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却帮助这些中小型农业城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现初步工业化，解决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贫困问题。直到1994年，它们甚至是淮河沿线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当然，工业化又必然要付出环境的代价，这种代价也同样深重:1.3亿人口里有超过200万人成为“水质型缺水”的受害者，他们守着淮河没水喝，焦虑地等待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支援。

正在“守河买水”的，还有居住在黄河边的三门峡市市民和海河边的河北省涞水县、怀来县人。不过二者的原因却不尽相同。三门峡市为污染所困，河北的几个县则为污染控制所累。河北省水利厅水资源中心主任冯谦诚说，河北在把自己的水无偿供给京津的同时，还要花钱向黄河买水。北京的主要水源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的一部分在河北境内，为了保证首都的饮水安全，80年代以来，怀来县取消污染水源项目38个，关停污染严重企业十余家，据说，怀来县因此减少的利税收入高达2600万元。

出于保护北京的水安全责任出让发展收益，河北似乎别无选择。对于中国“三江三湖”周边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它们并没有类似河北省的压力。作为个体，它们以发展和GDP为动力的局部理性看起来充分合理。就像原淮委总工王玉太所说，中国水的问题说到底大同小异，就是，所有发展中的个体都秉持着“治污先治穷，治水先治坡”的理念，它们并没有理由照顾彼此。“治污之难并非是个技术问题”，王玉太说，真正挑战政府的是，隐匿在上游和下游之间、干流和支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不同主管部门之间的重重矛盾，“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政府，不仅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个别地方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2600万元’经济收益的成本”。

根据美国水权威部门预测，到2025年全世界用不上清净水的人口将增加到25亿，王玉太说，中国目前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也正表明，水，正在从“可再生资源”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中国知名治污专家、淮河“九五”、“十五”水污染治理规划技术负责人夏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80年代是中国的水污染迅速加剧的年代，整个90年代政府下大力气控制污染物总量，不让它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加，进入21世纪，改善水质成为重大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水污染”才首次从环境的诸多问题中被单独强调提出。这是一种睿智的眼光，“我们政府的政策选择正变得更加务实”，夏青说，水利部这次拨款70亿来解决农村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从“十年还清”到“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温家宝总理强调解决饮用水的问题，正体现了政府这一态度。他说，世界各国在处理水问题的原则上，都是“清水优先”——先让老百姓喝到干净的水，再考虑恢复河流的生态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