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问工业设备

距离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只剩下两个多月，各国政府谈判代表团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奋战到底。全世界所有的环境NGO也开足马力，举办各种活动向公众普及气候变化的知识。可是中国老百姓对于这个话题似乎并不感冒，气候变化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距尚远。

公众的紧迫感

“地球表面温度在最近这100年来上升了0.74℃，而地球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浓度则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百万分之一）上升到了现在的380ppm左右，这两点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丁一汇院士对本刊记者说，“问题在于，这两个变化是否互为因果。”

丁一汇院士介绍说，1860年以前全世界只有4个气象观测站，收集到的数据肯定不全面，要想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对全球气候进行总结和预测，只能把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推算。影响气候的不光是二氧化碳这类温室气体的浓度，还包括太阳光的强度、地球的轨道参数、云量、冰雪对阳光的反射等许多因素。比如，根据米兰科维奇（Milankovitch）的循环理论，由于地球轨道参数的变化，地球气候每10万年经历一次冰期/间冰期循环。目前地球正处于间冰期内，但根据最新研究，其向冰期演变的冷却趋势不会减缓现代的全球变暖，至少在3万年之内，地球不会进入下一个冰河期。

“这些结论都是根据不同的气候模式推算出来的。”丁一汇告诉本刊记者，“气候模式的基础是一套描述地球系统特征的物理定律和数学方程组，它们是被完全证明和公认的。现代气候模式在重现和复制古代气候，以及模拟和复制现代气候等方面的准确度有了很大的提高，IPCC正是根据这些气候模式的推算得出结论说，近100年的气候变化是自然波动与人类活动共同造成的，而近50年的全球变暖则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个结论虽有局部争议，但总体上已经在科学界达成了共识，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国际上政治层面的重大决策，即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

丁一汇所说的IPCC全称叫做“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是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成立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包括来自全世界的2000多名顶尖科学家。迄今为止IPCC一共发表了4份研究报告，丁一汇是前两份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和副主席，主持了IPCC前10年的研究工作，深知其中甘苦。

“全球变暖很难引起公众重视，因为地球气候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丁一汇说，“IPCC担心的是人类活动加快了变暖的速度，以至于地球生态环境来不及适应这种变化，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要知道，现代气候变化的速率比地质年代快了1000～1万倍！”

那么，究竟升温几度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答案只能通过严格的科学计算才能知道。欧盟科学家提出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升温幅度不超过2℃，这个目标已经得到了不少国家认同。但是，100年上升2℃这样的升温速度超过了一般人的日常经验，很难引起共鸣。所以，虽然IPCC的4份报告语气越来越激烈，提出的警告也越来越急迫，但公众的紧迫感仍然严重滞后。

对于中国公众而言，因为中国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报道几乎全都来自国外科学家的研究，中国老百姓对于那些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故事往往缺乏切身的体会。

《科学新闻》杂志主编贾鹤鹏曾经对中国的党报和市场报在2005年初、年中和年末这3段时间里的气候变化报道的数量和内容做过一次调查统计，代表官方意见的《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的报道篇幅加起来高达134篇，而代表市场口味的《新京报》却只有14篇，如果再考虑到《新京报》版面数量比前者要多很多，这种差别就更加显著。这一趋势甚至一直延续到了2007年。贾鹤鹏分析了2007年2月的气候变化报道情况，《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的报道总数为39篇，《新京报》则只有4篇，差距依然悬殊。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英国著名的市场化独立报纸《卫报》报道气候变化的大团队一共有25人，其中有6个记者更是专职于此。

英国牛津大学格林学院院长、资深媒体研究者帕迪·柯尔特（Paddy Coulter）曾经做过一个横向比较，他对比了2008年上半年中国、加纳和挪威关于气候变化的媒体报道数量和内容，发现中国报道的消息来源大都是政府官员，比来自企业家的要多近一倍，更是科学家的5倍之多！相比之下，来自个人或者社区的消息几乎没有。加纳则是绝大多数消息均来自国际媒体，产自本国的气候变化报道几乎找不到。而在挪威，占第一位的消息来源是科学家，其次才是官员，来自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消息也都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柯尔特得出结论说，中、加两国的民众都没有把气候变化当做头等大事来看待，因为这件事在中、加两国均缺乏当地视角，只能自上而下地灌输，其效果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为改变这一状况，西方政府和国际环保组织不断加大力度资助发展中国家的记者前往国外进行相关报道。近两年来，欧洲政府和国际NGO还不断资助中国记者前往国外考察当地的气候研究和新能源发展，本刊记者日前就接受了挪威外交部的邀请，前往这个北欧小国考察了当地的气候变化研究现状。

挪威领跑

北欧小国挪威的总面积为38.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却只有480万，人口密度位列世界第211位，真可谓地广人稀。

如果不算冰岛这个弹丸小国，挪威可算是全世界最北的国家。全国有大约1/3的国土位于北极圈内，首都奥斯陆位于北纬59°的地方，比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还要多6°。可是，10月初的奥斯陆却并不让人觉得太冷，中午的时候甚至可以穿短裤上街。这座城市不大，从市中心走不多远就是茂密的森林。整个挪威有80%的国土面积都被森林覆盖，初秋时分，树叶刚刚开始变色，把挪威装点得格外美丽。

这一切都要感谢墨西哥暖流，把赤道附近的海水带到了北大西洋，改变了整个北欧的气候。近年的研究发现，因为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融化改变了北冰洋海水的浓度，减弱了墨西哥暖流的强度。难怪挪威人如此关心气候变化，这可是关系到他们未来生活状况的头等大事。

研究北极冰的重镇就在挪威。我们从奥斯陆出发向北，两小时后才飞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第七大城市特罗姆斯（Tromso）。这座城市的纬度是北纬69°，每年有两个月时间见不到太阳，但仍然吸引了将近7万人在此生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特罗姆斯大学。这是全世界最北的大学，北极与海洋生态研究是其强项。挪威极地研究所（Polar Institute）也建在这里，这家研究所隶属于挪威环境部，负责协调整个北极地区的监测活动和数据收集工作。

“我虽然生在热带，但16岁就移民到了挪威，因为这里是研究北极最好的地方，而北极地区则是理解气候变化最关键的所在。”极地研究所所长金姆·赫尔曼教授（Kim Holmen）对本刊记者说，“IPCC曾经列出了全世界9个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包括南亚、南非和小岛国等，但北极地区毫无争议地列在首位，被称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晴雨表。换句话说，如果全球气候变化真的发生，那么一定会首先发生在北极。”

赫尔曼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全球升温幅度表，北极地区一片深红，显示其升温幅度为世界之首。“北极之所以对升温如此敏感，主要原因就是极地特有的冰－辐射正反馈机制。”赫尔曼教授解释说，“北极冰能够把90%的太阳光反射回去，可一旦冰融化成了水，海水却只能反射掉10%，其余的能量都被吸收了。陆地上的冰川也是一样，融化后露出的深色土壤也只能反射掉20%的太阳光。于是，北极地区升温速度便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快到翻转点（Tipping Point）了。一旦过了翻转点，北极冰的融化过程便不可逆转。”

赫尔曼教授带我们参观了特罗姆斯的港口，因为墨西哥暖流的缘故，这里终年不结冰，所有从欧洲出发去北极的船只几乎都要从这里起航。极地研究所就建在海边，出门就是港口，停靠着一艘探险船，正准备出发去北极。“从这里再向北走1000公里，就到了斯瓦尔巴（Svalbard）群岛，那是有人居住的最北的海岛，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北极研究站都设在那里。”赫尔曼教授告诉我们，“中国也在那里设了站，叫做黄河观测站，门口摆了两个石狮子，很好认。”

斯瓦尔巴的纬度约为北纬80°左右，位于北极冰盖的边缘。测量数据显示，北极冰盖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北极冰盖消失的速度远大于IPCC的预测，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赫尔曼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图，图上有两条下降的曲线，一条较缓，代表IPCC在十几年前所做的预测，另一条较陡，代表近年来实际测量的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IPCC预计北极冰盖的总面积在2000年时会从以前的800万平方公里降到700万平方公里左右，但实际上到了2000年时总面积就已经降到了500万平方公里。

“IPCC当年的预测没有考虑到冰湖的作用。”赫尔曼教授解释说，“冰湖就是冰融化后在冰盖上形成的湖泊，它们会加快太阳光的吸收。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发现，就是冰的年龄也会影响融化速度。北极冰盖原来都是已经冻结了几千年的老冰，它们不容易被风干，消失的速度较慢。但是随着温度上升，有越来越多的老冰在夏季融化了，到了冬季重新结的冰是新冰，消失速度要快得多。”

做出这个新发现的功臣是遥感卫星，这正是特罗姆斯的强项。原来，大部分地球观测卫星都是沿着经度的方向飞行，因此每天大约都要经过两极地区14次，而赤道上的任意点则每天只有两次机会能和卫星碰面。于是，极地就成了建造卫星地面接收站的最佳地点。挪威康士伯（Kongsberg）集团公司的总部就设在特罗姆斯，这是一家专门为世界各地的卫星提供服务的高科技公司，十几台巨型天线一刻不停调整着方向，追踪着刚刚飞过头顶的人造卫星，把观测信号接收下来提供给极地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康士伯公司之所以如此重视极地气候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公司的主业之一便是为海船以及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提供导航服务，这两位大客户显然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另一家挪威重量级企业，专门从事船舶检验和为航运提供高科技服务的挪威船级社（DNV）抱着同样的目的加入了极地气候研究的阵营。DNV专门成立了一个由6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极地技术研究小组，组长加斯·凯莫特（Gus Cammaert）博士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北冰洋航运的前景：“北冰洋航道能把东亚和欧洲之间的海路里程缩短40%以上，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条航道是否能开通，主要取决于北极海冰的融化程度。以前这条航线只能允许破冰船通行，成本太高。今年夏天俄罗斯北方海域的冰已经薄到可以允许普通货船通行的程度了。9月份时两艘德国货轮正是通过这条水道，在没有动用破冰船的情况下，从中国开到了俄罗斯西部港口，证明这条航线是可行的。”

但是，这条航线目前只能在每年的8～9月份才能通行，要想全年通航，只能再等等。不过凯莫特博士认为，如果北极冰盖的厚度进一步降低，可以考虑建造一些具有初级破冰能力的货船，然后从北冰洋的中间直插过去。一来这样距离更近，二来在冬天的时候，北冰洋中部的冰层厚度反而比沿岸要薄，更容易穿越。

IPCC预计2050年北冰洋航线就可正式开通，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IPCC的预测太保守了，这一天也许很快就将到来。挪威的企业家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商机做准备。而这一切背后，都能看到挪威政府的影子。

“气候变化将会给挪威的渔业、石油天然气行业、旅游业和航运业带来巨大的影响。”挪威研究理事会（RCN）执行秘书长奥拉夫·奥海姆（Olav Orheim）博士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气温的升高将改变北冰洋鱼类的生活环境，渔民将不得不把捕鱼区向北移，全球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将给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未来带来不利的影响，北极冰的融化将为未来航运业提供一条新的航线，北极地区的旅游业预计也将面临井喷式的增长。挪威政府刚刚制定了一个新的《极地发展规划刚要》，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新情况，抓住机遇，保持挪威的经济竞争力。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从科研做起。”

作为挪威政府的高级智囊，挪威研究理事会近年来拨出大笔经费支持相关研究。奥海姆博士本人就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极地研究专家，在刚结束的“国际极地年”研究活动中，他是一名重要的组织者。“国际极地年自2007年3月开始，到2009年3月结束，有来自全世界63个国家的超过5万名科研人员参加，动用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破冰船。”奥海姆博士介绍说，“这是迄今为止极地研究领域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合作，也是第一次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北极。预计明年6月将在奥斯陆召开一个总结大会，到时会有几千名科学家齐聚，对两年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为政府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提出科学的建议。”

为什么挪威人对北极地区如此热心？答案就在于挪威独特的地理位置。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西端，整个半岛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交界的海岸线全归挪威所有，这一点决定了挪威人必须学会和海洋打交道。

北海油气田的发现改变了一切。如今挪威的石油出口量排名世界第5，天然气出口量排名世界第2，为挪威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挪威政府非常有远见，知道石油资源总有耗尽的那一天，便建立了一个石油国家基金，将石油产业的利润用于海外投资。同时在国内大力开发水电，一跃成为全世界水电产能排名第6的国家。目前挪威国内99%的电力来自水电，这使得挪威国内能源消耗的60%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个比例比欧盟计划在2020年达到的目标还要高3倍。

气候变化问题再一次为挪威人敲响了警钟。挪威政府害怕气候问题将影响到挪威的石油出口，便把目光转向了北冰洋，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全世界只有6个国家与北冰洋相接，其中冰岛太小，无足轻重。丹麦只因为拥有格陵兰岛的缘故才勉强分到一杯羹，也无需多虑。而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是3个“巨无霸”，国内经济无需依赖北冰洋，只有挪威是个例外，北冰洋对于挪威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北冰洋就是挪威的未来。这片海域恰好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所以挪威人才会如此关注气候问题，并在全球减排的运动中一直走在前列。就在10月5日刚刚结束的联合国2009年第四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上，各国都对自己的减排目标模棱两可，只有挪威一枝独秀，单独提出了到2020年减排40%的新目标，比原有的30%的目标有所提高。

挪威政府并不蛮干，他们多次强调支持碳捕捉和碳填埋（CCS）技术，不仅因为这很可能是降低温室气体浓度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更现实的原因是，这项技术能让挪威人的支柱产业——石油业再多存活几年。

正是因为挪威政府的远见卓识，才使得这个曾经的欧洲穷国摇身一变，成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富国，并连续10年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的第一名。

中国奋起直追

“栲树，横坐标2.3米，纵坐标1.5米，胸径3.3厘米。”

一位戴着花头巾的姑娘大声地报出一组数据，另一位短发姑娘麻利地把一块早就刻好编号的金属牌挂在了这棵树上，并刷上红漆。

夏末秋初的浙江古田山，天气炎热而又潮湿。在一片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内，一群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着。“她们正在测量这块样地里树木的分布和生长情况。”地球观察研究所（Earthwatch Institute）中国区域气候研究中心主任裴克全博士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所有胸径大于1厘米的树都必须记录下来，并做好标记，以便研究人员跟踪每一棵树的生长情况。”

这两位姑娘都不是科学家。那个戴头巾的姑娘名叫陈惠雯，出生于马来西亚，现在汇丰银行上海总部任职。另一位短发姑娘名叫王贞懿，来自中国台北，是汇丰银行台湾分行的公关人员。她俩都是被派到这里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的志愿者。

裴克全博士介绍说，这项工作的目的是研究人类干扰如何影响了亚热带森林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研究人员把这片森林分成4类：第1类是自然生长150年以上的原始林，第2类是50年前遭到过皆伐的一级次生林，第3类是15年前又遭到过二次择伐的二级次生林，第4类是种植了20年以上的人工林。每类森林都随机选出3块样地，每块1公顷，研究人员定期对这12公顷样地内的每一棵树进行分类和测量，工作量巨大。

“气候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研究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的影响往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看到结果。”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马克平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去年《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研究了阿尔卑斯山地区170多个树种100年来的分布变化，印证了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的影响。可人家从100年前就开始积累数据了，这才能做出定量比较。中国必须从现在开始奋起直追。”

事实上，这片森林就是中科院植物所于2005年时建成的古田山植物生态研究基地，4年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都集中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上。科学界一致认为，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最大的危害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热带雨林因为其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所以一直是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不过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事先谁都没有想到的现象，那就是这片亚热带阔叶林有40%的物种属于稀有物种，也就是每公顷不到一株。”马克平院长说，“这说明这片林地的生物多样性非常脆弱，一旦气候发生大的改变，很容易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那么，测量树木胸径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估算不同类型森林的固碳能力。”马克平院长说，“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碳，森林是很好的碳汇，我们想要知道原始林和次生林在这方面的差别究竟有多大。”

通过比较胸径的变化就能大致估算出一棵树每年固定了多少碳，有了这个数据就可以比较出不同森林碳汇能力的差异。

“中国对减少大气温室气体含量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退耕还林。”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对本刊记者说，“但是我们参加国际谈判时拿不出准确的碳汇数据，光凭嘴说，很难有说服力。”

据估算，大规模植树造林已经把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从1950年的5.2%提高到1995年的13.9%，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固碳能力较高的次生林。如果能把中国因退耕还林产生的固碳总量统计出来，必将成为中国谈判代表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

那么，汇丰银行为什么要帮助中国科学家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呢？事实上，他们不但先后派出120名志愿者作为“气候先锋”前来古田山帮助科学家采集数据，还拨出大笔经费资助地球观察研究所主持古田山项目，资助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研究中国的低碳城市模式，资助史密森尼热带研究所（Smi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ion）在中国开展森林生态研究，以及资助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帮助中国长江流域恢复湿地，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汇丰集团于2007年出资1亿美元资助上述4家环保组织在全世界开展为期5年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研究和宣传活动，其中用于中国的资金大约为2000万美元。”汇丰银行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总监西蒙·马丁（Simon Martin）对本刊记者说，“据统计，截止到2009年8月，来自汇丰的500多个‘气候先锋’在全球5个气候研究中心的志愿工作规模，相当于一个科学家花费一年半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汇丰银行这么做有自己的目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培训我们的员工，更好地帮助客户实现可持续的负责任的经营模式。”马丁先生说，“汇丰已经存在了将近150年，我们还想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的目标不光是挣大钱，还必须学会如何持久地挣钱。业界有个说法，银行的核心工作就是对资源的重新分配，那么我们必须首先保证资源不会枯竭。因此，我们认为只有以这样的原则对待客户才能持久地赚钱。”

据介绍，汇丰银行4年前制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信贷政策，对客户进行严格审查，并拒绝了两家以乱砍滥伐森林的方式赚钱的企业的贷款要求。他们这么做不光是为了环保，更是为了保证贷款安全。

“汇丰的公益活动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教育，二是环境。我们认为只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在良好的环境下工作，才能赚到更多的钱。”马丁先生说。■

低碳经济是人类的未来

 ——专访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

全球变暖，最早是打着“经济问题”的旗号进入了中国人的视线。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清洁发展机制（CDM）便正式启动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刘强博士对本刊记者说，“大部分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正是通过CDM才知道全球变暖这回事的，因为这个和气候有关的机制能为中国企业带来大笔金钱。”

中国政府把气候谈判的主导权交给发改委，而不是气象局或者环保局，说明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把此事定位为经济问题。和中国政府持相似态度的还包括英国首相的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2005年时接受了当时的英国财政部部长戈登·布朗的邀请，撰写一份关于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报告。2006年，这份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报告》问世，立刻引发了全球经济学家们热烈的讨论。斯特恩在报告中强调，如果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将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有力的减排行动，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00～550ppm左右，其减排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

今年9月28日，世界零排放研讨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斯特恩爵士受邀在大会上发言。本刊记者借此机会采访了他。

三联生活周刊：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召开了，您预测这次谈判将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

斯特恩：很难区分预测和希望的差别。我预测这次大会将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减排框架，各国将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不同情况，一起朝着低碳经济的未来努力。但我个人希望这次大会能签署一份新的协议，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现在的每年500亿吨降到2050年的每年200亿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实现这个目标的困难还是很大的，因为2050年时的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90亿，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将必须降到2吨左右。目前美国的这个数字大约是25吨，中国是其1/4，挪威算是欧洲国家里较少的，也有8吨多。随着经济发展，穷人的排放量肯定有所增加，这就意味着到2050年时发达国家必须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低80%以上。

三联生活周刊：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少成本呢？

斯特恩：假如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2050年时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预计将达到80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减掉600亿吨碳。按照目前每吨碳30美元的价格计算，减排成本大约是1.8万亿美元。我们估计2050年时的世界GDP总量将达到100万亿美元。按照这个算法，减排的成本大约是GDP总量的2%。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吗？

斯特恩：我们已经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以及通过怎样的技术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就看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是否到位了。根据目前大部分国家已经通过的减排计划估算，如果这些计划全部实现，到2020年时全球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将达到480亿吨的水平，虽然还不够，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应该鼓励。我觉得媒体不应该只报道应对气候变化中遇到的困难，更应该报道积极的一面。我们应该告诉公众，减排为全社会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低碳经济将会像互联网一样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但最近也有不少人写文章质疑中国的低碳经济热潮，说这是一个新泡沫，请问您怎么看？

斯特恩：我从1998年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多年来一直和中国的学者、官员保持密切的接触，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我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热是泡沫，也不认为中国在这个行业的发展是低水平重复。事实上，中国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在太阳能等领域拥有很多世界领先的技术。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也有很多清华毕业生，懂技术，眼光也放得很远。早在1998年朱镕基在位时就非常注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当时的政府为能源和汽车等高排放行业制定了非常先进的环保指标。这一代领导人也是如此，你们的胡锦涛主席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这是他第一次在联大发言，就选择了这个话题，说明中国政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中国不像美国，如果中国政府对外公布了“十二五”期间降低能耗的具体指标，那么这个指标一定是经过严格计算的，保证可以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上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做得不够，您如何评价他们的意见？

斯特恩：中国必须参与到节能减排上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目前每年排放80亿吨二氧化碳，假设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那么到2030年就将达高达320亿吨，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中国在2030年时的排放总量必须回到目前的水平。但是，我相信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完成目标的途径也会各不相同。我们可以提出建设性意见，甚至可以给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但不能强迫他们做超出自己能力的承诺。这不是好的政治手段。在这一点上我相信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